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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华坪女高的一天，从清晨的喇叭声开始。
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天还没亮，五点多响起的高亢喇叭声，是来催促起床的，女孩们揉着眼睛往外走，一个女人的声音穿透过喇叭：“傻丫头，快点!”到了教学楼，喇叭声也不间断：“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课间操的音乐响起，喇叭声继续从人群中穿过：“脚抬高点呗!”到了吃饭时间，喇叭里传出的是震耳欲聋的红歌，吃完饭的女孩们赶紧往外跑。到了深夜，喇叭声喊着女孩们的名字，让她们赶紧上床睡觉。拿着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这个木兰王牌的小喇叭始终握在女高校长张桂梅的手里，在它之前，她已经用坏了十几个一模一样的。喇叭的主人强硬，脾气挺大，不好对付，掌控着关于女高的一切。
在这所寄宿制学校，性别特质是要被抹平的，女孩们必须剪齐耳短发，短发洗起来节约时间，也节约水，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每周放假只有3小时。开学时要抄党章，看革命战争片，周六有一堂思政课，张桂梅会拿着喇叭在台上讲，作为一个女性，一定要坚强，要独立，要读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有高三的学生，把书码得高高的，在那儿低头打瞌睡、照镜子，张桂梅发现了，一股脑儿把桌上的书扫到地上，把镜子直接砸烂。还有学生11点多下了晚课，被张桂梅揪出来说藏零食的事。按照规定，私藏零食是要退学的。女孩倔着不认错，张桂梅就要求老师和她一起盯着，有时候僵持到凌晨一两点，6点多上课，老师快坚持不住了，还是得陪着张桂梅“演戏”，分饰黑白两角，一定要让女孩认错。
女高的毕业生陈法羽回忆说，上学时看到张桂梅站在那儿，她和同学们都不敢往那边走，干脆绕点远路。女高的学生几乎不敢抬头和她对视，上课没注意听讲要被骂，成绩下降了要被骂，负责打扫的区域有灰也要被骂……
在女高当过三年志愿者的殷鉴告诉《人物》，自己能待这么久，是个意外，跟张桂梅在一块，必须处处自觉。他看着之前许多去女高支教的志愿者，有人想指导张桂梅搞素质教育，还有人夜里贴黑不溜秋的面膜，让女孩们看见，也模仿着买三块钱的面膜，把脸弄过敏了。这些志愿者，基本都被张桂梅轰走了。
女高老师的情况也是如此。20__年，张红琼读大四，在云南师范大学见到了张桂梅，她和同学们被张桂梅的讲演感染，找到了张桂梅住的旅馆，说想来女高当老师。张桂梅强调，要能吃苦。她想，自己后来被选上，可能也是因为看着强壮。
来华坪面试那天，张红琼看到，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个厕所。5个月后的9月1日，凭着一栋4层楼，女高开学了。在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男老师住一间，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刚办学的时候，张桂梅要求老师们五点钟起床，分成四个小组打扫整栋教学楼，到七点钟，还要打扫干净院子。张红琼说，他们一点也不情愿，觉得她太压榨了，违反了《劳动法》，十几个老师还写好了联名信，签了名，要抗议张桂梅的行为。一年之后，17个老师走了9个。
卫生交由学生打扫后，张红琼是学校团委书记，负责每天站院子里看着学生打扫卫生。有一次，她没看学生扫地，出门吃饭了。吃着饭，接到张桂梅的电话，她赶紧坐个摩的回学校，但还是晚了，张桂梅在院子里劈头盖脸批评了她一顿：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张红琼一边哭，一边走回去继续看学生打扫卫生。
早上要跟卫生，中午要跟，晚上还要跟，后来张红琼怀孕了，她想，以后孩子出来我怎么办啊。一天早上，她决定“软抵抗”，就在宿舍睡着不出来了，想以此退出这个工作。张桂梅找到她，她说，卫生不想管了，我要更多去关注一下孩子。张桂梅同意了。但之后两年，她明显感觉到和张桂梅的关系疏远了，“为了家庭疏于工作的这种人，张老师就不怎么欣赏”。
女子高中成立之初的困难，是张桂梅始料不及的。山区条件艰苦，再加上张桂梅对工作要求严格，很多年轻教师难以适应。建校才半年，17名教师中有9名辞职，教学工作近乎瘫痪。
焦虑、沮丧的情绪包围了张桂梅。在留下来的8名教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张桂梅把6名党员教师集中起来，重温了入党誓词，诵读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篇章。有的教师眼里泛起泪花，他们被张桂梅的无私打动，他们要和张桂梅一起，把女子高中办好，把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
留住了教师，还要留住学生。家访成了张桂梅最重要的工作。很多学生的家在偏远山区，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到达，但张桂梅要求自己“要亲自到每一个学生的家里去看看”。
与张桂梅多次同去的华坪县电视台记者王秀丽，对家访的路心有余悸。“在路上，我害怕得腿发抖，甚至觉得鞋底会被脚趾抓穿。在一些路段停车休息时，我连车都不敢下，害怕自己会不小心跌下山崖。”
张桂梅也害怕。一次，她坐乡政府工作人员的摩托车上山，“不敢低头，摩托车稍微歪一点，就会跌下悬崖粉身碎骨”。11年来，张桂梅在大山里走了近12万公里，对1345名学生进行了家访。家访途中，她摔断过肋骨、发过高烧、迷过路，还曾因身体虚弱晕倒在路上。
为了把儿童之家和女子高中顺利办下去，张桂梅不得不四处筹款，但这条路同样艰难。
一次，张桂梅到昆明某企业寻求帮助，未等她把话说完，企业领导就叫保安赶她走。张桂梅不走，保安就放狗出来追咬，小脑萎缩的她不能很好地保持平衡，衣服被狗撕破，脚上鲜血直流。无助的张桂梅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还有一次，她在街头募捐，被人认为是骗子，有人还朝她脸上吐口水。离开人群后，疲惫、伤心、无助的她坐在街头靠着墙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万家灯火。
后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邀请她到北京录制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为她募到了100多万元。
然而，没人知道，她才到北京就接到哥哥病危的电话，哥哥想在弥留之际见见离家几十年的妹妹。张桂梅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去录制节目。她怕错过时间人家就不让她上节目了，她怕不上节目就会失去筹款的机会。等她录完节目，哥哥已经过世。
一所没有“门槛”的学校对于大山里的女孩们来说，华坪女高没有“门槛”。
从建校第一天起，张桂梅便定下规矩：学费、住宿费等全免，只收少量伙食费。特别是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即便基础很差，中考分数没过线，也全部招进来。首届学生几乎全都是“线下”生。
学校生源差，教学条件更是十分简陋。校园没有围墙，没有食堂，甚至没有厕所，只有一栋教学楼和一根旗杆，院子里满是杂草。学生在一间教室上课，在另一间教室睡觉，吃饭、上厕所都只能去隔壁学校。
“她心里着急，如果等学校全部建好，晚一年招生，就又有一批女孩被耽误了。”杨文华说。
学生入学了，张桂梅却犯了愁。“有的学生考试只能考几分，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张桂梅心想，就是把命搭上，也要把学校办出名堂。
在华坪女高，学生雷打不动每天5点30分起床晨读，晚上12点20分自习结束才上床睡觉，连吃饭时间都被限定在15分钟。
张桂梅有一个小喇叭几乎从不离手。“傻丫头，快点!”在校园里，有学生稍一磨蹭，就会听到她的吼声从小喇叭里传出来。
十几年来，她不仅每天陪学生自习到深夜，还一直住在学生宿舍。“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学校，老师、学生我都得盯着。”她说。
2011年夏天，华坪女高首届毕业生一炮打响，高考百分之百上线，还有几名学生考上了一本。“和学生入学成绩相比，华坪女高创造了一个奇迹。”杨文华说。
2016年，华坪女高完成建设工作，各项设施逐步完善，学校有了食堂、宿舍，还有了标准的塑胶运动场。截至目前，学校3个年级共有9个班，在校生达464人。张桂梅常年坚持家访，累计行程11万多公里，覆盖华坪和周边县的1500多名学生。至今，华坪女高已送走10届毕业生，1804名学生从这里考入大学，学校不仅一本上线率高达40%多，高考成绩综合排名还连续多年位居丽江全市第一。
学校语文老师韦堂云说，学生成绩突飞猛进，但张桂梅的身体状况却一落千丈。她的身上贴满了止痛的膏药，平时连爬楼梯都十分艰难。
今年2月，受疫情影响，学生只能在家上网课。心急火燎的张桂梅直接在教室外搭了一张行军床，每天躺在床上，盯着老师学生上网课。
“我上网课的时候，经常听到她在床上疼得忍不住发出声音，但她从来不说。”韦堂云说。
华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秀丽是张桂梅相识多年的闺蜜，也是她为数不多的倾诉对象。
“她全身都是病，骨瘤、血管瘤、肺气肿……以前她经常让别人猜我俩谁更重，可现在她已经从130多斤掉到了只有七八十斤。”王秀丽说。
“如果我是小溪，就流向沙漠，去造就一片生命的绿洲。”张桂梅作为一名平凡的人民教师，扎根贫困地区全身投入教育事业，用生命点滴书写出来的人生故事传说彰显出一名普通党员、一名教育工作者的高尚人格和精神魅力。
她坚守初心，对党忠诚一辈子。张桂梅同志是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是“四有”好老师要求的榜样。她响应党的号召，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跨越千里、辗转多地，无怨无悔。她创办免费女子高中，她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将坚定的理想信念融入办学体系，帮助数千名山区女孩改变命运，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华坪县女子高中，是全市第一家党员佩戴党徽上班的单位。张桂梅让党员在群众和师生面前“明身份”，促使党员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做到了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徽在闪烁。20__年，她在领取劳模奖金后，把全部奖金5000元一次性交了党费。她把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渗透在血脉里，在她身上充分体现着一名共产党员初心如磐的精神品质和至诚至深的家国情怀。
她牢记使命，为民奉献一辈子。40多年来，她为了不让一名女孩因贫困失学，坚持家访11年，遍访贫困家庭1300多户，行程十余万公里。张桂梅与孩子们之间有很多故事传说，每一个都是催人泪下。1997年12月的一天深夜，一个男生突然发高烧，张桂梅看到这位学生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衣，当即把丈夫去世后留下的唯一一件毛背心送给了这位学生，并连夜把他送到医院，替他付了200元的住院费。第二天，当学生家长赶到医院，看到已经守候了整整10个小时的张桂梅脸色苍白，神情憔悴，这位傈僳族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她长期拖着病体工作，超量的付出透支了原本羸弱的身体，换来女子高中学生学习的好成绩。
她坚守教育报国初心，牢记立德树人使命，扎根贫困地区40多年，不遗余力践行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立志用教育扶贫斩断贫困代际传递，倾力建成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让1600余名贫困山区女学生圆梦大学，托举起当地群众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信心与希望。
朱彦夫对张家泉村的感情非常深厚。
1957年，朱彦夫担任了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只有24岁的他，扛起带领乡里乡亲过上好日子的重担。他用25年的艰苦奋斗，把张家泉村当成了战场，带领着村民发起了棚沟造地、打井引水、高山架电的“三大战役”，张家泉村从一个落后的小山村，一跃成为全县第一个有拖拉机、最早实现水浇田过半、全镇最早通上电的村，村民人均收入始终保持全镇第一。
在张家泉，一首首不断改编的民谣“三慌慌”唱出了60多年来三代人的变化：一唱“三慌慌”，春天闹粮荒，夏天忙得慌，秋冬无衣愁得慌;二唱“三慌慌”，春天有粮不慌慌，集体生产喜得慌，秋冬不再闹饥荒;三唱“三慌慌”，春天花草美得慌，夏天瓜果甜得慌，秋冬腰包鼓得慌。如今，张家泉村早已是“山顶松柏戴帽、山间果树环绕”的富裕村。
朱向峰作为朱彦夫唯一的儿子，不仅目前照顾着朱彦夫的日常起居生活，还从朱彦夫手中接过了接力棒，要继续带领张家泉村人发家致富。“我父亲曾经说过，他是党的人，这一生都在为党干事，一生都在为老百姓干事。”朱向峰告诉记者，“回村里之后，父亲叮嘱了我两件事：管住手，管住嘴。其实他当年也是这样做的。”
朱彦夫用右臂支撑，挥动左臂用自制的工具写字
朱向峰回村后，也给老百姓许下了承诺：清清楚楚地来，清清白白地走。每花一分钱，都让村民知道是怎么花的，让村集体全部在阳光下运行，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直到今天，朱彦夫还关心着家乡的发展。他经常看书看到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好点子、好经验，就会记在笔记本上，等朱向峰回家后告诉他，让他不断学习农村工作的经验做法。
今年过年时，朱向峰给乡亲们拍了照片和小视频，回家之后拿给父亲看，朱彦夫看到熟悉的面孔很是激动，因为他一直放不下的就是张家泉村。
在20__年东京奥运会上，有一位短跑运动员，他拼尽全力，仍未登上领奖台，但他却凭借9秒83的成绩，成为第一个闯进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黄种人。
这个成绩，一举打破亚洲纪录。他的名字在赛后轰动世界，是继刘翔之后，又一个封神的中国田径英雄。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国人心目中的短跑英雄，却是一个超期服役的80后运动员，甚至几次想打报告退役。
不过幸好虽然伤痛、年龄等因素让他在训练中倍感压力，但他却从未放弃过心中的梦想。
他就是中国飞人苏炳添。
在短跑之路上，他为自己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苏炳添，1989年出生在广东中山古镇镇，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古镇镇特别重视田径运动，经常在村子里举办比赛，比苏炳添大9岁的表哥就是村子里的短跑冠军。
苏炳添和表哥的关系很要好，两人经常在一起追逐玩耍，有时候，苏炳添比表哥跑得还快。
上学后的苏炳添真正接触田径运动还是在初中，看着学校田径队员的专业训练，苏炳添也想加入。
无奈苏炳添个子低，达不到入队的标准，被教练拒绝了。为了加入田径队，苏炳添给教练展示了一个绝活，他以1米5高的身材，向上跳跃后可以摸到2米9高的门板。
教练惊讶到合不上嘴，随后如获至宝般地接收了苏炳添。
县城的体育学校，训练条件实在有限，连最基础的训练设施都不完善，现有的设备也都是破破烂烂。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苏炳添坚持每天早晨5点半就起床训练，一练就是一整天，每周六日天天如此，从未间断过，但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累。
经过教练专业的指点，苏炳添无论在技能上，还是在体能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他在学校、村里的各项比赛中多次夺得冠军，这也为苏炳添日后成为“飞人”打下坚实基础。
他是野外调查的“特种兵”，是征服高峰的“攀登者”，他更是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拓荒者”，他就是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原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这位胸前佩戴着“勋章”的长者，曾经的风华正茂蜕变为如今的淡定从容。从医一甲子，吴天一始终践行着党和国家交付的重托。
上世纪50年代末，响应祖国支边号召，大批青年扶老携幼举家西迁，满腔热血倾注西北建设，23岁的吴天一就在此之列。碧空如洗的皑皑雪域令支边青年着迷，然而随着缺氧、乏力、头痛欲裂等高原反应接连出现，有的人患了严重疾病，甚至牺牲了生命。
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为此忧心忡忡。经长期研究，他认定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要开发、建设世界屋脊，势必探明人体在如此极端气候下的生理适应规律，找寻到抵抗高原病的应对之策。自此，吴天一开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高原医学研究事业。
高原医学研究与一般的医学研究不同，它的实验室不仅在室内，更在风云多变、险象环生的万仞高山之中。吴天一一面克服头痛、胸闷、失眠、腹泻和呕吐等自身的高山反应，一面频繁出入高寒地带，住帐篷、吃冰馍、吞雪水，他和战友们每次闯入“生命禁区”都成了“钻死神空子”的人。
其中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惊险的一次是1982年开展大规模高原人群普查的途中，吴天一乘坐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还有一次车祸，令他左肋四根肋骨骨折，其中一根险些戳入心脏。“骨折确是痛苦，但人的骨头再生能力很强，你看我站得多稳。”吴天一不以为然。
1984年，青海省成立全国唯一的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吴天一的才华在此充分施展。
牧民居住分散，又随季节变化游牧迁徙，有时数十公里才见一处帐篷，但吴天一告诉他的队员们，“为了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群体调研时一家也不能落，可能出问题的就在这一家。”
高原气候变化剧烈，刚才晴空万里，转眼就大雨如注。但这些从未让吴天一退却，他总说“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高远难走的地方都是吴天一和他的乘骑冲在最前面。
数次历险，数次转危为安，吴天一的研究数据越积越多，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数据都在几十万份。198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感慨道：“我的成长和成功，都是国家给予我的，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
上世纪90年代，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至水下30米，对高原医学研究至关重要。但人体实验有风险，第一次由谁进舱?“我设计的，肯定我进。”吴天一毫不含糊。
进入舱内，压力逐步攀升，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操作人员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过快。骤然间，他头痛难耐，只听耳鼓膜“嘣”的一声，再就陷入无声。吴天一的鼓膜被击穿了!即使如此，长好了，再实验，又穿了，又长好了，前后四次，致使他的听力受损严重。
氧舱实验结果后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派上大用场。吴天一提议在青藏铁路沿线建供氧站、高压氧舱，后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患者的最佳方案，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