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2014年1月黄旭华当选中国中央电视台2013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简介，欢迎大家参考阅读，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黄旭华说。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上小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家乡饱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海边少年就此立下报国之愿。
高中毕业后，黄旭华同时收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录取通知。在海边长大的黄旭华选择了造船。
新中国成立初期，掌握核垄断地位的超级大国不断施加核威慑。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有幸成为这一研制团队人员之一。
执行任务前，黄旭华于1957年元旦回到阔别许久的老家。63岁的母亲再三嘱咐道：“工作稳定了，要常回家看看。”
但是，此后30年时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
1986年底，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再次回到广东老家，见到93岁的老母。他眼含泪花说：“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直到1987年，母亲收到他寄来的一本《文汇月刊》，看到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里有“他的爱人李世英”等字眼，黄旭华的9个兄弟姊妹及家人才了解他的工作性质。
与对家人隐姓埋名相比，黄旭华的爱人李世英承担了更大压力。忙时，黄旭华一年中有10个月不在家。结婚8年后结束两地分居，李世英才知道丈夫是做什么的。
“他生活简单随性，出去理发都嫌麻烦。后来，我买了理发工具学会理发，给他剪了几十年。”李世英说。
核潜艇，是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
“当时，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核潜艇和潜艇有着根本区别，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对内部结构更是一无所知。”黄旭华回忆说。
在开始探索核潜艇艇体线型方案时，黄旭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艇型。最终他选择了最先进、也是难度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
美国为建造同类型核潜艇，先是建了一艘常规动力水滴型潜艇，后把核动力装到水滴型潜艇上。
黄旭华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计算数据，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我们初期只能依靠算盘。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答案相同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会日夜不停地计算。”黄旭华回忆说。
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为了在艇内合理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黄旭华不断调整、修改、完善，让艇内100多公里长的电缆、管道各就其位，为缩短建造工期打下坚实基础。
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
除了用算盘计算数据，他们还采取用秤称重的方法：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吻合……
正是这种精神，激励黄旭华团队一步到位，将核动力和水滴艇体相结合，研制出我国水滴型核动力潜艇。
黄旭华出生在一个医道人家，年幼时希望自己长大也能以更高的医术排除病痛，拯救病人。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黄旭华小学毕业，他随家人从广东辗转来到广西，看着父母给人治病，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医术能够救人，却不能救国，从此他就萌发出要造飞机、军舰的想法，科学技术才能抵御外来侵略者。1945年，黄旭华考入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在那里，为日后从事核潜艇的研制奠定了厚重的专业基础。
不久，黄旭华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前往北京出差，他二话没说，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便踏上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赶到北京后，黄旭华接到了“国家要开展核潜艇研究，决定你参加这项工作”的指令。黄旭华立即便融入了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最初仅有29个人的攻关组。这项国家重大举措，正是黄旭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黄旭华从此一生结缘核潜艇。
核潜艇是指由核动力推进的潜艇，分为攻击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因为核潜艇拥有续航能力强，航行动力足，隐蔽性好等诸多优势，能够长期潜藏于大洋深处形成强大的核威慑，是一个国家国防强大的重要标志。
黄旭华在上海交通大学虽然是学造船专业的，但学的只是船舶基本原理、设计、计算这些专业基础知识，基本上都是民用船只方面的技术理论，并没有接触过军事舰船战术、防御、火力、武器装备这方面的知识。不仅如此，连核潜艇长什么样儿也一无所知。以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基础能力和工业制造环境，造核潜艇一时都不知从何起步。
这一年，黄旭华33岁，他心里暗想，没有见过核潜艇的模样，那就想方设法找这方面的资料作为启蒙。他马不停蹄地在图书馆、资料库搜寻后才发现，核潜艇作为拥有国最为神秘的核心机密，在国内连蛛丝马迹都难以发现，国外渠道更是严密封锁，难以获得任何参考资料。即便如此，黄旭华等人也没有灰心，而是鼓足干劲一边琢磨一边学习，一边研究一边验证，横下一条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摸索向前。
他与同事们带着“三面镜子”开始了核潜艇的起步，用“放大镜”跟踪追寻有效线索，用“显微镜”看清内容和实质，用“照妖镜”去伪存真、为我所用，拼凑出核潜艇的最初轮廓。核潜艇设计之初的那个年代，连手摇计算器都没有，他们愣是用算盘珠子和拉计算尺完成了数万、数十万核心数据的计算。因为许多关键数据用计算尺和算盘难以保证计算结果的精确性，于是，黄旭华等人分成三个组，由三个组的人员按照同一种方法进行计算，如果三个组算出的结果完全一致便可以确认数据结果的正确性，只要有一组数据不一致则重新计算，直到每组数据都得到确认为止。他们在当时就是用这种最原始的土办法，解决了最尖端最先进的技术问题。即便在试验条件和设计环境已经非常优越的当今，黄旭华也还在向年轻的科研人员传授这一简单易行的经验，这一经验既是传统教育，也是非常实用的一种基本思路和方法。
后来，担任核潜艇副总设计师的黄旭华带领相关人员，在一个被形容为“天天刮大风，一年都不停，两次吹到头，从春刮到冬”的荒岛上成立了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在这个气候恶劣、环境艰苦，与世隔绝的地方开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攻关。中国核潜艇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的，在没有外援、没有资料、没有计算机的“三无”条件下，立项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列装，创造了世界核潜艇研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使中国成为当时全世界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之一。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但核潜艇是否能够形成战斗力，则须经过极限深潜试验的关键环节。
1988年4月29日，中国核潜艇按计划将在我国南海进行首次深潜极限试验。在这之前，中国只有常规潜艇曾经做过此项试验。作为新研制的体积庞大的核潜艇深潜试验，具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与常规潜艇相比，复杂性与危险性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核潜艇深潜前，许多艇员暗暗写下出海执行深潜任务的豪言与嘱托，“我们深潜是祖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为了我们国防力量的强大，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下潜水下!万一出现意外，你们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因我而自豪!”
黄旭华深为感动，他突然提高嗓音对参试的100多名登艇人员说：“我是这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情感如同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对潜艇不仅疼爱，更是信任。进行极限深潜试验虽然有风险，虽然不能绝对保证安全，但我已经决定，我将与大家一起下潜，一起在预定深潜海域挑战极限。我与大家在一起生死与共，目的就是让大家稳定情绪、克服恐惧，就是要消除大家的任何疏忽和担心。请同志们忠于职守，坚定信心，我们只要按照试验大纲和操作程序细致缜密，严肃认真，就一定会获取深潜试验的最后胜利。”
考虑到核潜艇深潜极限试验的危险性和艇内的恶劣环境，大家极力劝阻，但黄旭华态度坚定。黄旭华说：“我们的核潜艇，从里到外，从前到后，所有的钢板、电缆、管路、焊接件、设备、材料全部都是中国自己生产制造的，选取材料我们一丝不苟，加工制造我们严肃认真，质量检测我们慎之又慎，整个核潜艇在设计时对于各项指标留有充足的冗余度。如果在水下出现了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极端情况，更需要我和同志们一起在现场观测、判断和处置。”
黄旭华亲自登艇，不仅鼓舞了全体艇员，更体现了他对祖国和人民责任心。
深潜水下几百米的核潜艇，被海水强大压力挤压，如同用手紧握一枚鸡蛋，随着水压增大，核潜艇如同蛋壳一般随时会破碎，此时核潜艇在水下30米、50米、100米、200米……不断向大海的极限深处下潜、再下潜。这时，潜艇结构开始出现了“嘎吱、嘎吱”的异常声响，漆黑的深海凶险莫测，每一声异常的响动都使人毛骨悚然，下潜极限的每一米、每一秒都惊心动魄，一旦发生意外便会葬身海底。黄旭华站在艇内神态沉着冷静，全神贯注扫视每一块显示屏，听着每一处声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指挥若定。
尽管险象环生，但核潜艇深潜极限试验完全按照预定战术技术指标完成任务。当核潜艇完成深潜试验浮出水面后，全艇群情沸腾，《潜艇快报》的宣传干事请总设计师挥毫题字，黄旭华高兴地欣然握笔：“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1988年9月15日，平静的海面冲出喷火巨龙，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海空，这是潜藏在大海深处核潜艇导弹筒内发射的导弹，太平洋预定海域传来导弹准确落入的捷报，黄旭华止不住热泪盈眶。中国第一代导弹核潜艇完成了全部试验，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人民海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战略性军种。
黄旭华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曾任核动力潜艇总设计师，中国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所长。他带领团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路攻坚克难，为新中国的核潜艇的事业鞠躬尽瘁。“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我和我的同事们此生属于祖国，无怨无悔。”这是2019年，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黄旭华的感言，既是他对祖国的真情告白，也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黄旭华原名黄绍强，1926年出生在广东海丰县一个乡村医生家庭，从小立志从医。在那个硝烟四起的年代，困窘的生活、艰难的世道，没有挡住他求学的热情。在踏上前往桂林的千里求学路上，他目睹了祖国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景象，爱国的种子在心中萌发。为此，他给自己改名为“黄旭华”，希望经历苦难的中华民族能如旭日东升般崛起。
1944年，黄旭华的高中时代由于战火波及而匆匆结束了。面对日寇的铁蹄，黄旭华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弃医从工。他放弃了保送的资格，选择进入国立交通大学造船专业学习，从此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在大学里，黄旭华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科学观念的洗礼。课余时间，他积极参加各种爱国学生运动，在运动中探寻革命的真理，随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白色恐怖中，黄旭华坚持斗争，展现出政治才华和惊人的意志品质，这也成为他后来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完成核潜艇研制任务的重要精神力量。
1958年，34岁的黄旭华被秘密召集到北京，担任了核潜艇研究室副总工程师。从此，他在荒岛上开始了长达30年的隐姓埋名的生活。30年间，他带领团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路攻克种种技术难关，突破了核潜艇最关键、最重大的七项技术，实现了我国核潜艇装备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壮举，让茫茫海疆有了中国的“钢铁蛟龙”。1986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核潜艇在南海进行第一次极限深潜试验。身为总设计师的黄旭华坚持亲自下海参与深潜，他坚定地说:“我是总设计师，我不仅要为这条艇的安全负责到底，更要为下去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到底。”那一年，黄旭华62岁。
也是在这30年里，他与家人、亲友唯一的联系只有一个信箱的号码。父母多次给他写信，问黄旭华在哪个单位、做什么工作，他总是避而不答。直到父亲去世，黄旭华都没有给出答案，也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当有人问黄旭华后不后悔时，他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国在先家在后，有国才有家，没有家从何谈孝。我对母亲承诺常常回家没有做到，但我的保守党的机密这个诺言坚决做到了。”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黄旭华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优秀家风。而如今，他又以身作则，传给了子辈、孙辈们，树立了“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8字家风。在黄旭华的言传身教下，3个女儿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很出色，大女儿黄燕妮更是女承父业，在研究所里一干就是40年，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防科研工作者。如今，耄耋之年的黄旭华依然在为中国新一代核潜艇研制发光发热。
“路要自己走，做人要坚持”是黄家不变的家风，不仅教育了后辈，也诠释着黄旭华的不凡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