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屠呦呦功勋模范人物优秀事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屠呦呦1930年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她在家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然后到上海读高中。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所选专业正是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她觉得生药专业最可能接近并探索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符合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在大学期间，屠呦呦努力学习，取得了优良的成绩。在专业课程中，她尤其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
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从此，她埋头从事生药、炮制及化学等中药研究，开始了她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当时，正值初创的中医研究院工作条件差，设备简陋，科研人员不足。但是，党的“继承、发扬中医药学宝库，积极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政策，成为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奋斗目标，也为走上工作岗位的屠呦呦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疟疾是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屠呦呦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研究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1969年，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的屠呦呦成为中药抗疟研究组组长。
通过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她汇集编写了640余种治疗疟疾的中药单秘验方集。在青蒿提取物实验药效不稳定的情况下，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截疟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给了屠呦呦新的灵感，屠呦呦根据这条线索，改进了提取方法，采用乙醇冷浸法将温度控制在60℃，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效价有了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使鼠疟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屠呦呦团队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
2000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世界卫生组织《疟疾实况报道》显示，2000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各年龄组危险人群中疟疾死亡率下降了6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了65%。
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制，是人类防治疟疾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继喹啉类抗疟药后的一次重大突破。“青蒿素的研究成功，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屠呦呦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发展前景。
随着青蒿素的应用，疟疾的治疗效果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青蒿素不仅能够治疗疟疾，还能够治疗其他疾病，如风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等。这一成果被国际医学界广泛认可，并被誉为“中国医学的世界名片”。
屠呦呦的成果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应用，也在国际上得到了高度评价。她的成果为全世界的疟疾治疗做出了重大贡献，使得全球疟疾患者的治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在抗击疟疾的过程中，她不仅是技术上的领袖，更是精神上的楷模。她的敬业精神、创新精神、团队合作精神，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15年，凭借对人类健康的突出贡献，最早分离出青蒿有效抗疟成分青蒿素的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中国疟疾防控专家不仅为自己的国家交上了完美的成绩单，也在与世界其他正和疟疾抗争的国家分享着成功经验，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然而这位被世界认可的卓越女科学家既没有博士学位、留学经历，也不是两院院士。“我在这个药物上做了一辈子，非常希望它能物尽其用”，屠呦呦说。正是有如青蒿一样的精神，大爱在左，奉献在右，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生命长途点缀得绿意盎然，将工作岗位上的每一刻都变成黄金时光。
屠呦呦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之后的55年里，除参加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她几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东直门附近的那座小楼。直至今天，屠呦呦依旧在那座小楼的一间办公室带项目。也许正是这内心安静的力量、淡泊名利的境界和追求真理的勇气支持着她不停超越自己，去求真务实、艰苦探索、专注事业、勇于创新。
在八十几岁的高龄，她没有选择“退休”，而是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尽管她的荣誉已经足够名垂青史。获得诺贝尔奖后，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又发表了十余篇科研论文，其中包括两篇影响因子超过10的重要论文，还申报了多项专利。让她停不下来的，还是青蒿素。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宁波 ，汉族，中共党员，药学家。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接受中医培训两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期间晋升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 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 ，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多年从事中药和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1972年成功提取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2011年9月，因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获得拉斯克奖和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 。2015年10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该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她成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诺贝尔科学奖项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2017年1月9日获2016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屠呦呦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5月，入选福布斯中国科技50女性榜单。2020年3月入选《时代周刊》100位最具影响力女性人物榜。
2020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开设九年制本博连读中医学“屠呦呦班”。
在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年过九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屠呦呦写下了寄语：科技创新，强国兴邦。
她也用一辈子践行了这句话。
“这么重要的荣誉，我够格吗?组织上同意吗?”2019年，共和国勋章颁发人选公示前，面对前来征求意见的评选组，屠呦呦的反应，是反复确认这些问题。尽管已经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尽管名字已经近乎家喻户晓，但屠呦呦依然不习惯成为被关注的中心。
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始终惦记的，还是青蒿素。
从几十年前起，屠呦呦就一直在跟青蒿素打交道。
1969年1月21日，年轻的屠呦呦了解到一个全国性大协作项目——“523”任务，她的科研人生就此迎来转折。
“523”任务，是一项援外战备紧急军工项目，也是一项巨大的秘密科研工程，涵盖了疟疾防控的所有领域。
抗疟药的研发，就是在和疟原虫夺命的速度赛跑。重任委以屠呦呦，在于她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和被同事公认的科研能力。
接手任务后，屠呦呦翻阅古籍，寻找方药，拜访老中医，对能获得的中药信息，逐字逐句地抄录。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课题组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
到1971年9月初，课题组筛选了100余种中药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200余个，但结果令人失望。
只好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
从《神农本草经》到《圣济总录》再到《温病条辨》……终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抗疟的记载，给黑暗中摸索的课题组一抹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古人这么做，是不是因为加热会破坏青蒿里的有效成分?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来提取青蒿。实验过程繁复而冗长。1971年10月4日，在190次失败后，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结果出炉——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全国“523”办公室主持的南京中医中药专业组会议上，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的鼠疟、猴疟抑制率达100%的结果。
“523”办公室要求，当年必须到海南临床，看一看到底效果如何。
要上临床，就必须制备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当时，药厂停了，课题组土法上马，用7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设备简陋，没有通风系统，也没有实验防护。屠呦呦整天泡在实验室，得上了中毒性肝炎。
有了乙醚中性提取物后，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又发现了药物的疑似毒副作用。药理人员认为，只有确证安全性后才能用于临床。
屠呦呦着急了。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一旦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就要再等一年。于是，她干脆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在医院严密监控下进行了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随后，屠呦呦亲自携药，去往海南昌江虐区救人。
结果显示，该药品对当地、低疟区、外来人口的间日疟和恶性疟均有一定效果。再之后，屠呦呦课题组的组员分离出了有抗疟作用的有效单体。
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举国体制的成果、集体主义的结晶，也是自主创新的杰作。屠呦呦常强调，荣誉，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在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之后，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一度被打破。对场面上的事，她能躲就躲。但对科研，对自己真正热爱的青蒿素事业，屠呦呦不躲不避。屠呦呦的同事说，她不讲场面话，直来直去，对青蒿素特别执着，一说青蒿素眼睛就亮。
前段时间，屠呦呦旧居入选浙江首批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屠呦呦的事迹，以实物、图片和视频等多种方式，在激励和鼓舞着新一代年轻人。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