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所描绘的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人生追求功名利禄，古来有之。历史上有多少文人墨客曾经留下诗词，告诫世人要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然而人们始终无法走出功名富贵的怪圈。吴敬梓却与众不同，他将当时社会的角落投射得一清二楚。
吴敬梓是康、乾年间的名人，《儒林外史》所表现的正是吴敬梓亲身所历所闻，也寄托了他看重文行出处、鄙视功名富贵的高尚情操。以前曾经在课本里读过摘自第三回的节选《范进中举》，文中对于范进岳父胡屠夫的描写是惟妙惟肖，在范进中举前后，胡屠夫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范进因没有盘缠，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得很了，连忙向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这些市侩之徒见风使舵、势利小人之形可见一斑。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它把锋芒射向社会，客观地、写实地写秀才举人、翰院名士、市井细民。由于吴敬梓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所以才能把那个时代写深写透。他把民间口语加以提炼，以朴素、幽默、本色的语言，写科举的腐朽黑暗，腐儒以及假名士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鄙，无不恰到好处。
《儒林外史》虽然写的是明朝的科举、官场，但是它对于当今社会仍有其价值。社会在前进，但仍有不少人信奉“拜金主义”，物欲横流，一生都在追求名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历史就是明镜，而古典小说则是历史的缩影。读了《儒林外史》，我不仅为其写实的风格以及精妙的人物刻画所折服，从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也深深影响了我。
暑假里我看了一部精彩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这本书是清代吴敬梓所作，是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佳作，鲁迅认为它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书中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刻画了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人——王冕、范进。
在元朝末年有一个叫王冕的人，他七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用放牛赚的钱托人买画画用的工具和颜料，在荷花池边自己学习画荷花。渐渐地他的画技越来越好，十二岁时王冕出名了，好多人来请他去做官，可他不求官也不求名，全都一一回绝了。在他母亲去世后，他遵循母亲的遗言，不肯出去当官，最终归隐山林。
我最欣赏王冕不与贪官同流合污的气节，我喜欢正直的人，因为如果现在的律师、警察、法官不正直、颠倒黑白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混乱。如果商人不正直，卖假货、虚抬价……那我们就买不到货真价实的物品了。
还有一个叫范进的读书人，他从二十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在三十多年里，他参加了二十次的科举考试，终于考上了举人，结果却欢喜得疯了。面对考试，考生应该尽的努力，但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可是范进却一心想当官，并且这种欲望持续了三十多年，所以一朝中举，因为太兴奋以至于疯了。
我认为科举考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给了平民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坏处是如果一辈子都没考上的话，那就白白浪费了一生。古代的科举考试就如同现在的高考，不同的是，在阶级分明的古代社会里，科举考试是寒门子弟的出路;而在平等开放的现代社会里，高考并不是我们成功的选择，我们还可以经商、搞发明或者学习一些技艺，无论你从事怎样的工作，只要坚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王冕、范进所处的时代，社会制度很落后，人们的生活非常困难;现在社会制度在进步，人民的生活也很幸福，所以，珍惜现在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吧!
《儒林外史》成书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四大奇书之后，《红楼梦》之前，二百多年来，与诸书并称名著，而独树一帜，从一方面代表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巨大成就，值得一读。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文学家吴敬梓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儒林外史》成书于吴敬梓晚年大约50岁之前，但在它去世前几年中未必不有所补订。因此，《儒林外史》可谓是他一世阅历、知识和才华的文学结晶。吴敬梓一生勤于著述，而可惜的是著作多佚，今存世尚有《文木山房集》、《诗说》、《金陵景物图诗》等。
《儒林外史》所写主要是作者所处清初至清中叶“儒林”的生活，被鲁迅誉为“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学。”其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所以，其书虽以“指ti(实在打不出来)时弊”见称，但立旨实在立品矫俗。换言之，《儒林外史》首先是一部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其次才是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儒林外史》作者“以史、汉才，作为稗官”，书中有5次说到“自古及今”，显示强烈的历史意识。又其叙事托于明朝始于元末明初，终于万历二十三年，跨越几乎有明一代;涉及人物事件，除了王冕及其与吴王(即明太祖朱元璋)等人的交往，还有危素身仕两朝的结局、明初取士之法，靖难之役、宁王之乱、高启之狱等明史上的大事，多所议论，其中未必不有反思明史之意。
作为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儒林外史》首重“名流”，中标“明贤”，末述“四客”，塑造了众多古代优秀读书人的形象。内文借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是辞征辟的，虽为征君而辞爵自乐和因贫而任的贤着典型，加以迟衡山、武书、虞华轩等一班正人，构成了《外史》所写“儒林的”中坚。这些人物形象都被寄托了作者的人格思想，那就是在“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的恶浊风俗之下，为天下所难为，保持一种如王冕那样不为物役，不为俗累的“嶔崎磊落”的人格。
然而作者又深知“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特别是当世风如江河日下之际，“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落得只有“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而这四奇人“既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大概也是作者晚年“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时心境的写照，也是全书于世风日下无可奈何之际“礼失而求野”的象征，其中便有了悲慨的意味。
《儒林外史》以“文行出处”论人，却不以“文”和“出处”的形迹为重，而是以做人的根本——“行”，也既是“德行”为首要标准。由此可见，《儒林外史》品评人物的标准并不是在是否科举，也不在要不要“功名富贵”，而是无论如何，总要讲求“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要紧的”。换而言之，“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全书正真关注的中心。前人所谓“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和“批评明朝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宗旨”等看法，皆就其否定的方面立论，殊不知作者立意正大，恰是由一位“匡”太公道出，既“道行是要紧的”。
而这就容易使人误会其主旨在否定“功名富贵”，其实不然。《儒林外史》反对的，只是“世人一见了功名富贵，便舍着性命去求他”。所以《儒林外史》并无教人一定不科举，不征辟，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的意思。它只是把“功名富贵”与“性命”相对比，把科举做官等“荣身之路”于“文行出处”相对比。强调“性命”即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主张把讲求“文行出处”，尤其是“德行”，作为“人生立命”的根本，时行时止，而决不为“功名富贵”和科举、征辟等所奴化、异化，成为“没品行”的人。作者也深知这是社会心理养成即人的教育问题，责任首在朝廷;又以为求治之道，首在复兴“礼乐”。而无奈自己力薄无法改变，只好借写书聊表慰藉。作为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儒林外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深刻揭发批判了“世人”的庸俗，而“机锋所向，犹在士林”特别是科举中人的不幸或堕落。《儒林外史》的讽刺进一步指向皇帝、官场和社会。“穷极文士情态”，写出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了性命去求他”是极无聊而害人害己的事，总不过事与愿违，“费尽心情，总把时光物误。”“儒林”是官场的后备，读书人一旦把“文行出处看得轻了”或者再加以不学有“术”，官场这块本应是才智之士“立德”“立功”的竞技之地，就变成了人世间最肮脏的地方。《儒林外史》犹如一首“凄清婉转”的长歌，其内涵深微的感伤情味，使人“不觉凄然泪下”。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以“儒林”即知识分子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章回说部之书，一部深入探讨知识分子命运及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思想家小说。同时，《儒林外史》传人与自传性质，是作家创作中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成功的尝试，在小说史上也是一个创造。
《儒林外史》的艺术在近世所受到的批评更多的是来自对其结构的不满，却主要是由于西方小说“有主干”观念的先入为主，却不知《儒林外史》虽为各界人士说是无主干之文章，却是有组织，最适和当时是最历史条件的好小说。
在塑造人物方面，《儒林外史》首重白描，即就人物的相貌穿戴，言谈举止等作极精细地刻画，如颊上三毫，重在传神。其次是注重对比，一是人物之间的对照鲜明;二是同一人物对人对事前后不同态度的都以强烈的对比凸显人物的心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讽刺手法的运用，其根本在于写实。
在思想与艺术上，《儒林外史》也有一些矛盾与不足。如其思想上于“德行”中首重考道，却往往与其提倡的“忠”、“义”等发生矛盾。
《儒林外史》的意义，不仅是为明清二代的“儒林”写照，而且为古往今来读书人写心。不失为一部明清时期的佳作。值得一读。
那里的许多故事讲述了清朝科举制度腐败、八股文考试弊端百出，能够请人代考，能够行贿，能够冒名顶替，书中也有这样的描述。当安东向升为安庆知府后，他到察院去考察童生时，看到那些童生有代笔的，有传考卷的，有丢纸团、扔砖头的，挤眉弄眼的，无所不为，甚至还有一个童生，借者出去方便的机会，走到土墙根前，竟把土墙挖了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这样的环境能出什么样的人才官吏，又怎样能使清政府千秋万代呢，那里体现出了清灭亡的实质漏洞。
在这本书中作者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孝子还是逆子，无论是升官者还是罢官者，无论是翰林学士还是侍读，都写得形象逼真，美丑可见。这本书的语言也是很有艺术的，经常三言两语就使人物“穷形尽相”。没有艺术的语言便不是文学，文学就应是语言艺术的宝塔。它的任何部位都应闪烁着语言艺术的光泽，《儒林外传》全然到达了这一标准。这本书的艺术结构很独创，没有贯穿始终的事件，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但却有贯穿始终的思想。用功名富贵引出不同的各类人物，借以否定了那时的科举社会制度，并且批判了政府。
《儒林外史》不仅仅有丰富的深刻的思想，还有卓越独特的艺术风格，通篇贯穿了“讽刺”艺术的技巧，它的讽刺艺术几乎达到了超及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所以我更加喜欢这本书，它的语言艺术、文学艺术都是堪称一流的。相信这本文学经典会一向传承下去!
我以前很少看小说，总觉得小说无非是以情节取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想我也会写出跌宕起伏的悬念的。我自己还是很喜爱优美的风花雪月，对于天马行空的感伤也有兴趣。这次是闲来无聊翻了一下《儒林外史》，就有一种儒林外没有史的感觉。
对于吴敬梓的这部大作，历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我也有一点自己的观点。看这本书的时候总有一点累的感觉，他跟别的小说不一样，要十分用心地去看，要不然过了几章之后你就会发现里面的故事已经是物是人非了，对于这点我很纠结，正因我同时有两种观点了。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有点流水账的感觉，一个人就写一个小故事，很像一个短篇小说集，而不是长篇小说。这个人的故事说完了，就找个借口，比如说乘船遇到故人，回家遇到新知，紧之后那个人就会从下个故事中完全的小事，蒸发得干干净净，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这些人的关联会在下个或者下下个故事中被运用，这就会让人没办法理解啦。但是，这么多小故事组成的这本书，说明作者的人生阅历十分丰富，在展现芸芸众生相时的资料也是很齐全的，
小说在一开始就讲王冕的故事，作者从那里入手，是有很大的深意的。透过在后面的各位书生故事的阅读，与王冕的一生比较就会显示出作者的讽刺。王冕一生受尽磨难，勤奋苦读，才造就他的博学多才，却终生不入仕途。与其他的书生诸如严监生，范进之类构成鲜明的对比。虽然他们有的也很苦读，但大多数是那些市井无赖之辈，就是换了一身衣服摇身一变就成了秀才，却还是总写鸡鸣狗盗，偷鸡摸狗的勾当，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写书生们之间的政治斗争来显示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确实透过一些小事，或者是一些搞笑的事情来解释他们的小丑形象的，讽刺学校过十分明显。
读了这本书，我能够说只学到了一点，就是换个角度来写东西，任何事物都有机会，如果就死站在一个角度就永远不会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感受。
自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就颁布了科举录取的规则：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用《四书》、《五经》、八股文作为考试内容。当晚，天上就出现了“贯索犯文昌”的奇观。随后，一百多个小星星向东南方向坠去。贯索象征牢狱，文昌象征文运，古人以天比人，“贯索犯文昌”，预示文人有灾，而后则是老天降下一伙星君维持文运。王冕不愧为奇才，纵观《儒林外史》，的确与之相符……
科举在明代的确危机四伏。文人为了参加科举、中进士及第，不择手段;而且文人只有写八股文这一条做官的途径，把其他的处世准则看轻了。于是，有些人不满于此规章制度，走出了这个名叫“科举”的怪圈，涌现出了一批可能当时被众人所误解的名士——
虞博士，淡泊名利，进士及第却丝毫不留恋官场;杜少卿，乐善好施，看重道义，对官人们嗤之以鼻;凤四老爹，为人行侠仗义……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虽然如此，但有些人对他们并不理解，尤其是杜少卿，他曾被高大人批判为“杜家第一败家子”、“专和和尚、道士、工匠、叫花子这些下等人来往，没有一个正经朋友”甚至连杜少卿的父亲这样爱民如子的太守，也在他嘴里变了味儿：“呆子”、“不知道尊重上司，一心只想讨好百姓，‘敦孝悌，劝桑农’之类古文里假大空的客套话经常挂在嘴边上，惹得上司不高兴，官也丢了。”
为什么杜少卿让高大人如此看不起?原因也是他亲口说的：“杜少卿若有真才实学，就应该中举当官，征辟算什么正道?”对，原因还是科举!中举，甚至进士及第，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出人头地，这才是当时民众的普遍看法，书中就有证据：马先生告诫匡超人“要以举业为主”“人生在世，只有举业可以出头，没了举业，就一事无成”;鲁编修教育女儿“要是八股文不好，没有讲究，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再好也都是野狐禅、邪门歪道!”所以，随后该才女评价蘧公孙“误了我的终生”也不足为奇了。科举对当时的人真的很重要，“周进倒龙门”、“范进中举”就是很好的证明。
既然科举对当时的人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只要剖析一下科举，就能知道该时间段的历史潮流。科举对外在的危害开篇就提到了，那么科举自身有没有毛病呢?答案是肯定的。批范进试卷的周进在书中的一段话：“原来他的文字得看好几遍才能知道其中的妙处，可见世上的糊涂考官，不知屈了多少英才!”评价一针见血，充分地揭露了科举自身的黑暗面。中举可以出人头地，那么还有别的方法吗?书上有一段有趣的对话：景江兰说：“你们所说的考科举中进士，是为名，还是为利呢?”大家都说：“是为名。”景江兰说：“赵爷虽然没有中进士，但外面的诗选上刻着他的名字，行遍天下，只怕比进士的名声大得多呢!”众人都笑了。读到这儿，我也笑了。
不管从隨到清活了两千多年的老寿星——科举，对古人有多么深重的危害，那也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希望现在的素质教育能早些完成，这既能帮助学子们脱离学习的苦海，也能帮助国家培养时代的栋梁!
坐在书桌旁，打开清秀的《儒林外史》，任凭书香溢满整个院落。书香伴着的思绪，轻轻地、自由地飞翔，撷一朵知识的彩云，牢牢地贴在心间。《儒林外史》，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
一辈子下来终落得一个骂名，被所有人唾弃、鞭挞。
没有看过《儒林外史》的人也一定会知道严监生是吝啬鬼、不知足，他那两根灯芯的故事想必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看看百科词条里对他的描述：“严监生临死前的片段《两茎灯草》还被纳入小学5年级下册的语文书，依据这篇文章，一般将其解读为‘中国经典的吝啬鬼形象’。在人们心中，他就是这样一个被讽刺的人。
可是谁解其中味。严监生从出场到断气，只有短短一回之长。严监生的出场是被狡猾奸诈的弟弟严贡生拖出场的。严贡生在民间凭着巧言舌辩占了不少便宜被人告上衙门，便离开都城躲避官司。而收拾这个烂摊子的，就是他的弟弟严监生。严监生家家财万贯，是当时的富豪，大手一挥，十九两银子给了府上的人，这案子就摆平了。十九两银子，这要是对一个吝啬鬼来说，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命啊!但是书中对严监生应有的“犹豫，踌躇”只字未提，他是不假思索地就掏了腰包。
严监生老婆临终时，交代他不要花太多钱办丧事。话不多说，看原文：“议礼已定，报丧出去。自此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闹了半年，不必细说。”这是一个吝啬鬼应有的作为吗?绝对不是。假如我是在断章取义，那谁又会在自己老婆身上花费如此之大的功夫，毫不犹豫地花出四五千两银子、耗尽半年时间来办葬礼?一个吝啬鬼只会随便找一个土坑埋了插朵花，这就是事实。事后还为了讨好二位王氏大哥将来能照料家庭，又是大手一挥，一人一百两：“因把小斯都叫出去，开了一张厨，拿出两封银子来，每位一百两，递给二位老舅：‘休嫌轻意。’”有人可能觉得，严监生是不是在虚伪呢?不是。虚伪表现在面子上，而严监生对待这些事的态度，周周到到，不怀私心，没有人会虚伪到这种程度。
严监生阔不阔?阔。可是他对于自己，又不阔。
他自己纵腰缠万贯，却连块猪肉也舍不得买;即使有千金万银，也还是不忍心看那燃烧的两根灯芯。严监生的缺点就在，他舍不得对自己好一点。他无私地对别人好，但就是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的那一点金钱。平时舍不得吃猪肉，生病了还舍不得吃人参。
可惜，为善的不见得福寿安康，为恶的也没有必遭天谴，严监生死后，唯一的儿子也因天花不幸夭折，续弦的赵氏原本想要过继长房的侄子，却反被长房的严贡生仗着长房长子的身份夺去了家产，严监生一辈子受制于长房，即便是临死之际挑取了一根灯芯，也没能让自家的孤儿寡母摆脱这一命运。吴敬梓先生让严监生在临死之际挑去那一根灯芯，所描绘的或许并不是一个吝啬至死的守财奴，而是一个被宗族礼法压制了一生的可怜人最后的反击。可惜，一切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场。
其实在严监生心中，最重要的是家庭。他受着大房(哥哥)的气，出手却不吝啬;他亦可以为了老婆孩子赴汤蹈火，可惜这个社会上太多太多事情逼迫着他只能用金钱解决。赵氏(后妻)劝他道：“你心里不自在，家务事就丢开了罢。”他说道：“我儿子又小，你叫我托哪个?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我真心佩服严监生在家庭面前的处世能力，他上能对付的了官府，中能讨喜好大哥大舅，下又不忘了作为家里顶梁柱的本分做家务。这是他对家庭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他命令着自己需要对身边人负责，不只是把社会上的人哄得稳稳当当。
我看到严监生就这么咽气的时候，心里怅然若失，这是我读《儒林外史》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大的感触。虽是虚构人物，几百年来也背着沉重的舆论枷锁，难以翻身。细细品味这个角色，感受到的是无力与遗憾。
现在，我想为严监生“翻案”。
初识《儒林外史》是在看京剧《范进中举》之后。看完之后不觉惊异于作者的独具匠心，却没有领略导作者的真正用心，直到翻开《儒林外史》浏览了整个故事之后。
《范进中举》讲的是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终于考上举人，欢喜至疯，最后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故事。非常简单的故事，但纵观全文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举从范进身上来看是好事，苦考了三十四年终于出头，从他发疯来看足以看出那时的读书人对功名痴情一片，像周进哭号着为秀才名分磕头撞板。但他们的痴情并不是为了道德理论上的治国之经，而是纯粹的个人升官发财。还有范进中举前后判若两人，中举前萎缩地向老丈人低头称事，中举后便有了老爷大人们的官腔。甚至在为母亲守丧时，在打秋风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而他仅仅是中举，不出两个月，什么房产、田地、金银、奴役，不请自来。范进是千万得中读书人的代表之一，封建政府用他们的荣华为不得中的读书人做榜样，加深科举对他们的毒害。
中举对胡屠户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对范进中举前要打要骂由着性子来，一旦中举后，因范进发疯让他打范进一巴掌，他却说：“(范进)虽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如此便把一个势利小人的嘴脸清晰的勾画了出来，胡屠户就是那些满脑子也是功名，中了科举余毒的市井小人的化身。
还有那些乡绅，都在第一时间忙不迭的为范进送金送银，正是他们为政府传播科举毒推波助澜。跳出范进的故事，作者详细描写了临死伸着两指头，唯恐两个灯芯废油的严监生和强抢人猪，用云片糕当药讹诈船家的严贡生兄弟俩作为代表。
综上所述的人物，无一不受科举的毒害。事实上不只这些人。还有举着科举饭碗的名士们，还有科场屡屡落败的如看西湖风景都要挤出几句经典的马二先生之类的人。还有佛门弟子，一听胡屠户为女婿范进母亲做法师，屁滚尿流地马上安排起来。甚至是贾宝玉最最推崇女子亦是如此。鲁小姐受其父影响只认八股文，什么都以八股文马首是瞻，自己终日练习八股，后来因为丈夫对科举毫无兴趣，终日长叹。书中充斥着讽刺味，辛辣尖刻，这与作者生活背景很有联系。
作者吴敬梓慷慨好施，被族人看成败家子。他后半生十分潦倒，但是旁人几次三番找他参加科举，他都不应。他的书桌下有八股细绳，每根下都有一个臭虫，一个蚊子，就是“八股臭文”之意。因为贫困无法取暖，他常邀请朋友绕成行走还“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并称其为“暖足”。这样的背景下，无怪乎书中描写如此地耐人寻味了。
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及科举这类的话，也没有了书中迂腐的现象。但是，我们常常看见家中老人为了让下下代的认凌晨排队报课外班，诸多考生因为中考高考日以继夜读书，有些考上的扔书庆贺，有些考不上的跳楼自杀。没有人为了什么“秀才”、“举人”磕头撞板，却有人为“硕士”、“博士”不择手段。很多人拿着文凭大吃大喝。不知以后是否还会有一本“儒林次史”来讽刺这个时代的制度。
作为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本着尝试带着剖析经济的角度来赏析明清小说，一来可从与平时不同的角度来读小说，二来可加深对明清商业文化的理解，可谓一举两得，而在《儒林外史》一书中，我则对士子文人的从商之路而有所感触。
《儒林外史》是一部描绘明清儒林士子平常生活的一部著作，其既是中国社会封建晚期的文人士子的百象图，又是中国十八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的风俗画卷。《儒林外史》描述的对象主要是文人士子，但我们却能够从中探究得到丰富的商业文化资料。在过去的历史里，“重农抑商”一向是政府所为，而人们心目中“士农工商”，商为末枝的思想更是在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君子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古训则是荡然无存，文人学子纷纷走上上路，谋取暴利，在晋商当中更是构成了“重利途，甚于重名。子弟之佼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的风气，并蔓延全国。
至于这些从商的文人士子，在《儒林外史》中我们大致能够察觉到有这么三类，一是做盐商的：万雪斋、宋为富等人经营盐业，获利极厚，更以金钱结交权贵，仗势欺人;二是当典当的：毛二胡子狠毒抠门发家致富。而其中五河县的方乡绅则“开典当引盐”，成一方首富，以钱通神;而还有一类则是依附商家，做些事务养家糊口的，如周进即是当了一回记账，之后哭得死去活来才得了商人们凑的二百两得以进考场，最好取得了功名。
作者吴敬梓对这些从商的文人多以讥讽，将其作为“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的鄙夷对象，但其也对真正的儒商表有敬意，赞颂庄濯光、盖宽的重义轻利、善于经商而又不失士子之骨气。然而其最终却以惨淡收场，只得贫苦之命，这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只允许如万雪斋般厚颜无耻、毛二胡子般狠毒抠门才可发家致富、道德沦丧、风气败坏的痛心疾首。
商品经济繁荣，社会价值观改变，文人经商本无可厚非，然而不当唯利是务，丢失书生熟读圣贤之书而修得的士子之气。“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重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轻，是故功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一尺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功昌，身安而家肥矣。”牟利基于道义，这才是正确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君子所为。然则在《儒林外史》一书中的文人士子则是一个个都道德沦丧、唯利是图，君子之风荡然无存、市侩之气泛滥成灾，宋为富奢靡放纵“我们总商人家，一年至少要取七八个妾”;方乡绅贿赂权贵，欺压百姓;景兰江、支剑锋不学无术、装模作样;胡二爷吝啬至极，毫无半点文人之气。倘若能够多几个重义轻利的庄濯光，多几个轻财尚义的鲍文卿，“儒林”不备被贬低至此，文人的穷途末路或者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为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代表，其必有高超的写作手法。首先，书中人物形象生动且真实。体现着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更加能打动人。如卖儿子的修乐器老人，牛奶奶操办婚事，都是生活中的日常琐事。这让我们对文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而了解主旨意图。也善于利用人物的矛盾心理来反应其丑态，通过夸张来表现寓意。同时对人物进行了白描的手法，显得客观真实，不经意间就流露出强烈的情感。
其次，小说还运用了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结构。巧妙地安排两百多个人物围绕封建科举制度展开叙述。虽然文章缺少主干，比较松散，但反映的内容却和谐而自然。而后，语言文字十分的明快、简练。常常几笔就勾勒出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或者一段精彩的情节。读来更加让人兴味盎然，通俗易懂。最后，来说一下这篇小说的笔法。它达到了现实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作者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对人物进行鞭挞。也从侧面反映出作者对人物的喜恶，进而推断出作者讽刺的是什么，想要阐述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像对范进与马二先生，既有辛辣的嘲讽也有同情。而对王玉辉则是怜悯，诸如杜少卿之流，为赞赏与向往。使讽刺更加准确有力，直击心灵。但深入浅出，均是围绕封建科举制度下的社会，严谨自然。
这样一部杰出的著作，每一次读都会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实乃为经典。
其狠辣的讽刺，一针见血的语言，使我永远无法忘怀。书中还有一些正面人物，如杜少卿，王冕。正反对比更体现了其鞭挞的力度，增添了一分对科举制度的讽刺，实乃是好书。放下书时，还常常回味着他独到的的写作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