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却是绝对不可取的。要求史书所载百分之百真实可靠，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要求。毕竟，史家们正努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虽然这是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但我相信，史家们所记载的内容，还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毕竟周公有过大权独揽的经历，毕竟王莽有过礼贤下士的表现，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至于如果“当初”他们真的“身便死”了，那不是还有“盖棺论定”一说吗?
“以史为鉴”并不因史书内容有杜撰部分而失去意义——就连完全杜撰的小说尚且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何况史实远远多于杜撰的史书呢?
和其他所有史书一样，《资治通鉴》也渗进了许多神话、传说以及作者想当然地杜撰的内容，但这并无损于它的伟大。读到“嚼碎张巡齿”这一段时，没必要深究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他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却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读到将士们箭尽粮绝，张巡把自己的小妾给将士们分食了的时候，于残忍、冷酷、血腥的感觉之外，也无法不油然而生对张巡的无限敬意。这样恨敌入骨、坚忍如狼的张巡，力尽被俘后如果不是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那才是真正不可想象的怪事!至于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恐怕不会有一丝一毫影响到他近乎神一样不朽的光芒!
推而广之，史书里其它不够真实的细节描写，并无损于“史鉴”的意义。史家们在力求真实的同时，难免会留下星星点点的瑕疵。但瑕不掩瑜，绝不可因史书的不完美，就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资治通鉴》，是一篇很励志，很积极，很正面的《孙权劝学》，而不是暴露政治角力艰险的段落，而后者恰恰才是通鉴真正的意义所在对历史的真相毫不隐讳，对人性的丑恶毫不回避，用一千三百年不间断的历史揭露了人类社会的残酷本质。
我们总喜欢认为，天下本来应该是安定的，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职责，贤者见用，庸者见疏，罪者见诛。而且人间自有正义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苍天有眼。但事实却是，在这一千三百年中，正义失衡，奸臣当道，杀戮四起才是经常的事，而真正朝纲正直，天下生平的年代只有短短几次，就跟抽彩票一样，几乎指望不了。这个社会，就好像是一个破罐子一直在破摔一样，其实从来都没好过，但只要不没摔碎，它就可以一直摔下去。所以哪怕中州丧乱，民存者仅百之二三，但只要这一小部分存活下去了，他们又还可以继续建立政权，重复那些悲喜剧。儒家喜欢歌讼远古完美的三代，而普通人也总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而三代在哪里?人人修德化的古又在哪里?通鉴的记载足以让这些童话破灭，世道几乎一直都是不好的，生灵几乎总在涂炭，而那些稀有的、短暂的治世也仅是差强人意而已。现实就是这样残酷，通鉴让人敢于面对现实，接受现实，而不是沉浸在对那些未曾有过的理想社会的歌颂中。诚然我们希望社会可以变得更理想，我们也应该为此努力。但如果现在的社会还不够理想，那也是正常的，也许应该更心平气和，而不是一味抱怨。
据说温公当编成此书后，写作班子之外只有一个人借去完整地看了一遍，令他对非常失望。两年后温公去世，对于此书的巨大影响再也无法得悉。《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
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书《资治通鉴》，这是一本著名的历史书。
我最喜欢里面的一个故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里的的商鞅是一个著名的改革家。那个故事讲的是商鞅不是秦国人，也不姓商，原名公孙鞅。他从小聪明好学，喜欢研究刑名之学。他受不了魏国对他的冷落，投奔到了秦国，受到了秦王的重用，当上了左庶长，实施了著名的商鞅变法。为了让百姓相信他遵守诺言，他在京城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承诺谁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谁就能获得10两黄金。大家都不相信商鞅，商鞅就提高赏金到50两。于是，有一个壮汉真的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果然奖赏了50两黄金给他。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京城，大家对商鞅制定出的刑法不敢不信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要遵守诺言，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也让我想起了《论语》中的一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最近闲来无事，打开书柜，找到一本老公以前读过的书—《资治通鉴》，慢慢读来，竟然读出了兴趣。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著作。此书给当时的人的影响力非常大，更给后人予警示。
《资治通鉴》此书详解了九世纪在战国纪的沧桑风云中，我了解了六合一统，在汉纪的泱泱文风当中，我知道两汉(西汉和东汉)的兴衰，在三国纪当中，我清楚了乱世中的演进，在晋、宋、齐、梁与陈纪当中，我了解了当时浑乱的场面，在唐纪当中，我知道了封建社会的鼎盛，在五代纪中，我明白了五代十国的演进。此书里面也写了许多名人，如贤明帝王有：“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开辟汉风的汉高祖刘邦、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国刘彻、渡江称制的司马睿;如贤明臣子有：变法的商鞅、纵横的苏秦、“仲父”吕不韦、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外交家班超;如贤明的武将：乐毅、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父、“飞将军”李广、秦叔宝。可见，《资治通鉴》的历史知识面十分广泛。
司马光发愤写了《资治通鉴》完整记述了战国至五代时期的种.种时间，并且英雄人物辈出。里面更加给后人给予经验。俗话说“读史明志”，所以，读历史可以让人志存高远。
《资治通鉴》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历时19年编纂而成的史学巨著。至今为止我国最大的一般编年史，贯古通今，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姬午前403年，下迄周朝显得959年，包含了1362年的历史文学，约300万字。泱泱华夏千年历史，史书之长历任王储不可能读得完，因此司马光将历时中的经验总结编纂进献给皇帝，公其借鉴。以分析历史角度讲述历代贤君明主治国待臣之道，言简意深。书中精湛之处比比皆是，让人拍案叫绝。
借古讽今，借故说今将历史事件作为实例向君王讲述治国之道，例如楚汉之争，作为象棋的起源，从而为千秋百代带给了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倚策。刘邦项羽的斗智斗勇，张良韩信的英勇谋略。《通鉴》中记录刘邦虽少，人物的丰满度足以令读者明确。比较手法的运用更是锦上添花。刘邦为人的豁达易交;更反映了项羽的多疑，优柔寡断，他的心胸狭隘直接导致了他的败北。《资治通鉴》中详细的描述了垓下之战，项羽战败之后并未轻言放下，反而镇定自若，一改原先的多猜忌，偏听偏信，充分地表达了英雄末路之时的悲壮景象，当然这种折回之笔在《通鉴》中经常见到。在楚军节节败退的状况下也能够看到刘邦与韩信、彭越等大将之间的君臣关联出现了丝丝的裂痕，这也最后导致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
巫蛊之祸，也叫戾太子事件，戾太子原名刘据，汉武帝嫡长子，卫皇后所生，武帝朝前期，卫家显赫一时，皇后受宠，刘据地位稳定，后因卫家衰败后继乏人，以前显赫的卫家光芒渐渐衰退。武帝子嗣原来越多，太子天生性格温纯，和汉武帝性格大异。武帝晚年遭遇一次朋党之争，自然波及到了卫氏一族与附属国人直接的正面冲突，刘据作为事件的牺牲品，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司马光在本章的最后对当朝天子提出劝诫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借故解今的意味不言而喻。
司马温公编纂《资治通鉴》不可说不受到《春秋》的影响。温公早年便爱读《春秋》，编出一部《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可能是他一直的愿望吧。这部书刚出炉时，其实并未像今天这般受到人们普遍肯定，用温公自己的话说：“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然而经过时间的沉淀，这部被称为帝王教科书的大作，最终绽放出比《春秋》更耀眼的光芒。
《资治通鉴》与《春秋左氏传》在时间上大致承接，都是编年体史书，但《春秋左氏传》写出的更多是道义。因为在春秋那个时代，即使周王室衰微，在道义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诸侯想要称霸，在实力雄厚的前提下，还必须顾及周王室的颜面，打起‘尊王’的旗号，才能使得其他诸侯心服。纵观春秋时代几个有实力的诸侯，如郑庄公、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和楚庄王等，他们有的“奉天子以令诸侯”，有的“尊王攘夷”，在外交手段上的拿捏是很有艺术性的，不像战国那样全凭实力和暴力。虽说“春秋无义战”，但比起战国来说，至少是做足了表面工作的。所以，读《春秋左氏传》可以发现，我们民族几千年来讲的道德、礼义和廉耻都可以再里面找到源头，它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很深，今天的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标准，大多还是出自这本书的。《春秋左氏传》通过对道义的表现，揭露出更深刻的人性。因为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多所谓道德的束缚，人的思想还未被封建统治所禁锢，使得最原生态的人性得以表现，这也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读完令人掩卷叹息。
春秋的情义浪花流到战国，拍打出另一番的激情澎湃。战国是一个充满激情而残酷的大争时代，在充满热血和激情地追求自强的同时，血腥和暴力始终充斥着整个战国。从战争就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战败大多是被俘，而战国时期则全是大屠杀，一只延续到秦帝国的灭亡。《资治通鉴》便是从韩、赵、魏三家正式立为诸侯开始的，从一个大分大争的战国时代开始，到另一个大分大争的五代十国结束，大体来说历经五个统一(秦、汉、晋、隋、唐)、六个分裂(战国、楚汉、三国、南北朝、隋末、五代十国)，每个时代的人物和事件娓娓道来，大气磅礴。《资治通鉴》所表现的侧重点和《左传》是不同的，它更注重挖掘历史对现在的实用性，以史鉴今，借鉴历史中的用人之道、管理之道及成功之道，学习其中说话的艺术，做人的道理，还有对历史趋势的把握等等，这部书中的宝藏取之不尽。
《资治通鉴》这本书是宋朝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成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因为这本书极难读懂，为了做好准备工作，我特意复习了《周易》，《尚书》，《大学》，《古文释义》等书籍。
这本书通过记录一些明君、贤臣、昏君、佞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又不失生动地告诉大家，清正，顽强，宽厚，忠诚，信义等品质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但书中更加强调的做人品质是德。此处的德并非是道德，而是德行，是“做”出来的德。司马光在开篇时便写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可见古人不但重尊卑伦常，更重德行的培养，因为将礼、分、名的作用分开而谈，是告诉君王如何以德处理纪纲、君、臣之间的关系。可见培养德行是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也是今天国家发展迫切需要的，更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路上奋斗所必不可少的。
商鞅变法。一提到商鞅，大家一定会想到，其以刑名之学变法，虽手段过于残酷，积怨太深，不得善终，但却使秦国成为万乘之国。不过，资治通鉴却没有从变法的角度来写商鞅，而是从信用的角度进行重点描述的。起初，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他由于在秦国的根基甚浅，担心百姓不相信变法，没有公布。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曰：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斤黄金。百姓们没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赏赐五十斤黄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斤黄金，以表明他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同志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这段故事给我的启示是，对于个人而言，信用是最大价值，人无信不立。在我们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也充分体现到这点，言既出，行必果，这才是一人的立世之本。对于我这样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来讲，我的信用方式就是对党忠诚，对国奉献，对民服务，只有真诚的将全身心的动力奉献到党的事业，国家的建设，人民的利益上，才能真正的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可惜的是，现在社会上精致利己主义盛行，每个人在工作做事时，更强调的是自身的待遇和利益，有人稍微做出点些许的成绩就希望所有人看得到、听得到。更多的人不是在充分的磨练自己、充实自己，而是一味的在感慨自身的怀才不遇。
《资治通鉴》是宋朝司马光主编的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成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巨着，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刻。这本书透过记录一些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又不失生动地告诉大家，清廉，正直，刚强，宽厚，忠诚，信义，执着等，这些古人所具有的品质。这是品质，在这天仍然可贵，是我们人生路上所不可缺少的。
盖世英雄陈汤，率领远征军，在首都长安遥远的西北，在距离三千四百公里外，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击斩匈奴郅支单于，砍下人头，向中央献捷时，指出：胆敢冒犯强大中国的，距离再远，也要诛杀!豪气上干霄汉。
千年之下，我们仍听到这个声音，为之热血沸腾。英雄们为了解放，为了和平，揭竿而起，奋勇抗敌，其精神可歌可泣，永垂青史。匈奴汗国最终向中国臣服，并不是全正因中国有此力量，更关键的是匈奴内部分裂。而这再一次向历史证明：一个不能团结的国家或族群，必然衰弱。匈奴如不分裂，郅支单于的人头，也不会悬挂高竿。
然而当中国前程似锦的时候，我们的君王们开始享受起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在荒淫无度的生活背后，浮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暴君，昏君还有那些腐朽的伪善的爪牙。他们的残忍，他们的自私，让我汗颜;百姓的呻吟，百姓的嘶喊，让我触目。于是人们在乱世中学会可自救。
还有一点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商鞅变法。以刑名之学变法，手段太残酷，积怨太深。他在渭水旁边处决囚犯，染红了整片渭水。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得到太子虔和贵族的支持。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被车裂灭门。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今日中国要推行各项改革，亦应徐图缓进，毋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