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的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26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跟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夸奖，命他连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跟刘?作为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牢固，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能够任意参考。
《资治通鉴》中唐朝中后期的历史很详尽，有六十多章，可以看到一个大帝国怎么缓缓地变成了分崩离析的藩镇割据的局面。从代宗的放任开始，到唐德宗的无奈，有宪宗、武宗的振作，到昭宗的任人使唤。即使宰相有像陆贽、李德裕，也只能抖擞一时，而不能改变历史变迁的常态。
在割据势力强盛时，不得不缓缓而动。唐德宗开端武力削藩，导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后来转变态度，对藩镇一味姑息。唐德宗即位之初，雄心壮志，图强振兴，履行改造。但一遇挫折，这些措施便消失殆尽。所以子曰：“三年无改父之道，堪称孝矣。”为政也是这样，一开始不熟悉情况，需要一段时光的观察，之后办法才华有所兴。
这是一部可能媲美《史记》的史学鸿著。千百年来，多少帝王贤臣、鸿儒大家都频频为其作注，足见其在史学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家都来看看吧!
这是我第一次读资治通鉴，并没有从周纪一开始读，而是选择从南朝宋纪开始读。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这段历史时期。资治通鉴里以南朝为正统，但是所写内容涉及南北朝。我是北方人，在南朝的都城南京上过四年学，在这期间耳濡目染很多南朝的故事、古迹以及诗词流传，因此对南京很有感情。也对那个朝代非常向往。有诗为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读历史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尴尬的局面。这369年，缺乏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大帝国。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因此我在读资治通鉴这段历史的时候，主线就是围绕着统一，哪位历史人物做了为统一做贡献的事情，我就很高兴，哪位人物导致了国家进一步分裂，我就痛心疾首。查阅过谭其骧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发现从晋末遍地开花的割据局面的版图逐渐走向大一统，但是到北魏和刘宋却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这中间两个人物不可忽略，他们是北魏世祖拓跋焘和宋太祖文皇帝刘义隆。
总结拓跋焘的一生，他有三大功绩： 向北抗击柔然，九伐大漠，大破柔然;统一北方，破统万，驱逐吐谷浑，灭北燕，灭北凉;两次打败刘义隆的北伐，兵临瓜步，直捣长江。
而刘义隆谥号文皇帝，自然武功要稍逊拓跋焘，因此在我内心我更看好拓跋焘统一中国。宋文帝刘义隆是南朝刘宋政权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的30年中开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盛世”局面，其时文学璀璨，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四境宴然，即史书所谓“元嘉之治”。但其在位期间的三次北伐之举，历来为后世学者、史家所诟病。特别是元嘉27年的北伐战争，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直接导致刘宋王朝元气大伤，瓦解了元嘉初年以来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面。
去年读《资治通鉴》，岳麓书社的版本，主要图个便宜，厚厚四大本，网上买才78元，抱在怀里很有满足感。以前读《史记》，花三个月细细啃完，以为已是不小的工程，这次才发现太小CASE了。《资治通鉴》整整3700多页，我每小时只能读10页，每天都坚持读的话，也要一年时间。倒是也不愁，毕竟是好书，古文好处在于精炼，有味道。政论洋洋洒洒，战争血脉贲张，尤其是讲朝代兴替，让人觉得天道茫茫不可逃。这套书真正考验了我的耐心，在家坐着、躺着都读倦了，就在书的空白处写点评。这种大部头的东西，如果不做点记号，看到后面就会把前面忘了。偶尔周末，去火车站附近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读通宵，凌晨两点看到晚归的情侣吃汉堡，拾荒的老人在店角落中安睡，心中莫名生出亲切感。在异乡城市的深夜，想千载世事沉浮，越发觉得自己渺小，出门正寒雨潇潇，恍惚间不知今夕何夕。
虽然几番痛下决心，《资治通鉴》我也读了80%，而后就在我的床 头搁置下来。从这套书开始，我渐渐养成一个恶习 ，不自量力地喜欢读大部头的书，但每本都读不完，买一本新书就把刚读一半的书扔掉，床 头的书越堆越高，有《五灯会元》、《元好问全集》、《清代笔记小说》等。每每让我感慨时间有限的同时，也鄙视自己的恒心。
读书贵在活学活用，我始终没真正领会这点。办公桌上那本梅尔文门彻的《新闻报道与写作》已陪了我5年多，但直到我告别新闻，也始终没读完一半。学以致用成了笑话。
不过换角度来看，既然明知道书无用，也就早熄了好胜的心;既然知道读不完，也就没了执着的苦。这样为自己一开脱，有始无终读死书的乐趣反而浮现出来。书这个东西上瘾很难，但一旦上瘾就无药可医。每次逛书店都要经历复杂的心理斗争，买和不买难以抉择。在回家的车上也忧喜参半。喜的是接下来几天又有好书可读，忧的是这次又超支了，接下来几天要过紧日子。
历史无时无刻不展此刻我们每个人面前，回顾历史的长河，历史是生活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历史上的每一天，都是喜忧参半；能够了解历史的这一天发生的事件，借古能够鉴今，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最近我阅读了宋朝司马光用19年的心血主编的一部长达四百多万字的史书——《资治通鉴》，共294卷。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纪元前403年)写起，一向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纪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这本书经过记录一些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又不失生动地告诉大家，清廉、正直、刚强、宽厚、忠诚、信义、执着等，这些古人所具有的品质。这些品质，在今日仍然可贵，仍是我们人生路上所不可缺少的。
下头我就来说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件事吧。战国是一个崇尚诡术的时代，百家辈出，然而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杀伤力最强大的还是反间计。反间计有很多的表现形式，然而其无一例外的针对了人性中最脆弱的部分(多疑)。何人不疑，何况国君，寡人寡人，说的就是无倾腹相交之人啊。因为敌人和小人的反间，最令人惋惜的还是魏，魏据中原之地，富庶傲视诸侯，如果能留住吴起和孙膑这两位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军事家，又何愁霸业不成；损失最惨重的还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略中山，治胡地，使赵成为战国末期唯一能够和秦抗衡的国家。然而长平一役，赵为范雎反间，以赵括代廉颇，以至四十万大军为秦坑杀。有太多的史实和反间计联系在了一齐，能够肯定的是，它将继续挑战人类最脆弱的部分。因为信息永远不可能是完备的，人性永远是多疑的。
还有一点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商鞅变法。以刑名之学变法，手段太残酷，积怨太深。他在渭水旁边处决囚犯，染红了整片渭水。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得到太子虔和贵族的支持。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被车裂灭门。“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今日中国要推行各项改革，亦应徐图缓进，毋操之过急。
再来说说唐太宗，唐太宗是个明知且有远见的皇帝。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光知吃饭，不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稼穑之艰难，就不会珍惜粮食，就会大吃大喝，就会忘记劳动者的血汗，久而久之，则饭不常也。你只知骑马，加鞭快马，不明白喂马，不明白让马休息，不知疼马，则不能久乘之。不错，你一时比那些让马休息的人快了一些，可是你忘了，你的坐下骑已经气喘吁吁，快渴死了，饿死了，累死了，它不会把你驮到目的地的。君犹舟，民犹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当权者不知爱护百姓，当头头的，不知关心下属，则危在旦夕。这也就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
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国家，《资治通鉴》里都给我们供给了一个学习比较的典型，从中了解我国的历史，从历史中学到做人乃至治国的道理。读了这本书更让我感悟到了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要努力学习，遇到挫折不要轻易放弃，今后我必须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题记
历有一位大臣名叫司马光，他遵照宋英宗的命令，用十九年时间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其内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囊括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并朝代分为十六纪，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民族等等。不管是在史学还是文学，它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阅读完这部伟大的史书，让我最记忆犹新的是“安史之乱”：开元后期，唐玄宗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朝廷是奸臣当道，上层的内部矛盾斗争也很激烈。李林甫尸骨未寒，杨国忠就诬告他与人谋反，因而剥夺了其官爵，清洗了其党羽。杨国忠与安禄山也势若水火，他奏请哥舒翰为河两节度使，以与安禄山相抗衡。均田制己破坏，官僚、商人大地主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安禄山得到皇上皇后的宠爱后，由于害怕杨国忠对自己不利，于是拉起造反的大旗，以“讨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唐。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哀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结束了盛唐的神话，让中华民族由开放转向保守，还使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如果我是唐玄宗，绝不会因为安定富饶就纵情享乐，给了奸臣和小人可趁之机。但是，安禄山的反叛也很失败，和他一起反唐的史思明竟投降了唐军，虽然史思明最后回来了，但是安禄山还是被自己儿子杀了，起义终究难逃失败的命运。不过，唐朝要是不灭亡，那么今天说不定就会换个样子呢!
通过“安史之乱”，我想起了宋朝的岳飞和三国时期的赵云。岳飞不顾生死，在前线英勇抗击金军，但是却因朝廷奸臣当道，失去了收复中原的时机，他明知回去后定难逃一劫，却还是回到了朝廷忠于君王的命令，最后岳飞死在了秦桧的手里。而赵云在一场混战中和刘备等人走散了，他走出阵后又杀回阵中，从曹军的层层包围之下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救出了刘备的老婆和儿子。与赵云、岳飞这种臣子对君主的忠心耿耿相比，安禄山为了不死于杨国忠之手而反叛的行为，简直猪狗不如。
我想：也许很多人都认为安禄山起兵反唐是为了当皇帝的利益，因为他反叛后自立为大燕皇帝，建立燕国。但其实不然，刚开始奸臣杨国忠想杀死安禄山，导致安禄山反叛，在反叛的过程中，安禄山开始为利益所诱惑，才会在洛阳称帝。如果没有奸臣当道，也许安禄山也不会反叛吧!
一部伟大的史书，不仅能记载过去，还能像一面明镜一样，让人们从中学到好品质，舍弃坏习惯，可真是不同凡响!
《资治通鉴》在编年体史书领域和中国宝贵文化遗产领域之所以享有盛誉，我想一定与作者创作的思路、方法，以及该书特别的语言形式和经世致用的目的有关。由于《资治通鉴》的确太博大精深了，无论我如何努力，也只能窥见书中的一角，但是就是凭着这种热爱的精神，我也想谈谈自己对于《资治通鉴》的一点感受。
首先是感觉到司马迁著作该书时的细致和认真。在阅读《资治通鉴》文言文版本的时候，就被该书中不厌其烦的注释、考异感染了兴趣。从前，我读书都是“尽信于书上”的，即书中说什么，我便相信什么，而当看了《通鉴》之后，我的一个很有体会的想法是，原来历史书中写的历史也是不能尽信的。我们要读历史，就应该像司马迁那样，进行辨析似的阅读，对所读到的史实进行验证推理，取其精华，积累经验。而正是因为司马迁著书的细致认真，从而才为我们不厌其烦地留下各种线索和史料，让我们更加客观地了解历史的。
另一点是从《资治通鉴》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的语言运用极其简练，通俗易懂，脉络分明。《资治通鉴》全文一般没有太多的偏僻字，即使横跨一千多年的今人，只要有点文言文功底都可以读个明白。记述各种事情和描写各种场景，尤其是战争方面的题材的文章，司马迁总是将前因后果交代的明明白白，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这种重视情节描述的写法值得今人借鉴。
另外，司马迁在每一篇文章的结尾处通常都会给出自己的点评，并且把一件原本零散的表面的事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上去。司马迁的这些观点和思想这好迎合了发展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需要，今人阅读起来，也会得到许多借鉴作用。我想，这大概也是《通鉴》流传至今，仍然广受欢迎和好评的原因。
总之，阅读《通鉴》受益匪浅，我想，有机会，我还要把文言文版的《通鉴》继续读下去。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总会有一颗颗闪光点，一座座里程碑。就如司马迁的《史记》，高尔基的《童年》，以及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本奇书。它能与脍炙人口的《史记》合称“史学双壁”。它也用不朽的史实，传世的语言激励了无数人。而我，就是被《资治通鉴》折服的人之一。
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位博学多才，通晓古今的老先生。他用战国的智伯之例，向我传授智伯败亡的原因。最后再加上一句深刻的“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点醒了我，令我牢记在心。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这本书就是一面生动的镜子。它告诉我古时朝代“为何兴替”，“如何兴替”。汉朝的“巫蛊之祸”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汉武帝雄才大略，威震蛮夷，却在晚年“悔恨不已”，最后只能建造“归来望思之台”表达对已故太子的怀念?我正疑惑不已时，这面镜子给了我答案：武帝晚年多疑，信奉鬼神，任用奸臣致使朝政混乱，最后让奸臣钻了空子引发惨烈的“巫蛊之祸”。太子因此遇难，数十万人也因此而亡。
在讲述道理的同时，它也不忘打一个生动的比喻：“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不能使之破坚。”“以史为鉴”果然可以“知兴替”啊!
《资治通鉴》用它全面客观管的语言教会了我为人处世的道理。“德胜才者谓之君子”。相信我会运用古人的宝贵经验做最好的自己。
《资治通鉴》这本书是宋朝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成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因为这本书极难读懂，为了做好准备工作，我特意复习了《周易》，《尚书》，《大学》，《古文释义》等书籍。
这本书通过记录一些明君、贤臣、昏君、佞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又不失生动地告诉大家，清正，顽强，宽厚，忠诚，信义等品质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但书中更加强调的做人品质是德。此处的德并非是道德，而是德行，是“做”出来的德。司马光在开篇时便写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可见古人不但重尊卑伦常，更重德行的培养，因为将礼、分、名的作用分开而谈，是告诉君王如何以德处理纪纲、君、臣之间的关系。可见培养德行是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也是今天国家发展迫切需要的，更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路上奋斗所必不可少的。
商鞅变法。一提到商鞅，大家一定会想到，其以刑名之学变法，虽手段过于残酷，积怨太深，不得善终，但却使秦国成为万乘之国。不过，资治通鉴却没有从变法的角度来写商鞅，而是从信用的角度进行重点描述的。起初，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他由于在秦国的根基甚浅，担心百姓不相信变法，没有公布。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曰：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斤黄金。百姓们没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赏赐五十斤黄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斤黄金，以表明他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同志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这段故事给我的启示是，对于个人而言，信用是最大价值，人无信不立。在我们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也充分体现到这点，言既出，行必果，这才是一人的立世之本。对于我这样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来讲，我的信用方式就是对党忠诚，对国奉献，对民服务，只有真诚的将全身心的动力奉献到党的事业，国家的建设，人民的利益上，才能真正的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可惜的是，现在社会上精致利己主义盛行，每个人在工作做事时，更强调的是自身的待遇和利益，有人稍微做出点些许的成绩就希望所有人看得到、听得到。更多的人不是在充分的磨练自己、充实自己，而是一味的在感慨自身的怀才不遇。
北宋涑水先生司马光我最敬爱的一位史学家。他的代表作《资治通鉴》是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写这四百多万字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光阴。这本书主要通过介绍一些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地告诉清廉，正直，刚强的入仕品质。我的体会，在当今仍然不失为一本为人处世的指导准则。
战国是一个崇尚诡术的时代，百家才人辈出，叱咤风云人物何其多。然而杀伤力最大，成本最低的还是这个时代惯用的反间计。的确，何人不疑，何况国君，寡人寡人，便是无倾腹相交之人。在战国中，最令人惋惜的还是魏，魏据中原之地，富蔗而傲视诸侯，若能留住孙膑这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军事家，何愁霸业不成。损失惨重的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略中山，治胡地。使赵国成为唯一能够和秦国抗衡的国家。然而长平一役赵为范雎反间，以赵括代廉颇，导致四十万大军被秦坑杀。《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太多的史事和反间计有关。毕竟何人不疑，不疑何人。它永远是人类精神中最脆弱的部分。在当今仍然挑战者我们，试问我们非圣人，若处在其中一位，谁能做到真正的不疑。
江湖代有才人出，《资治通鉴》中不得不提的是谋臣志士。手摇蒲扇的诸葛孔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公瑾，锲而不舍，多次上疏的贾谊，料事如神之张良，历史是棋局，他们便是旗手，各显身手，上马博弈，移兵退卒。这便是司马光的主题思想之一;英雄赞歌，忠君护主。
书中记载，周显王四十八年，录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怀私念而进谏，孟尝君不计较他的私念却采用他的谏言。“又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这是司马光肯定孟尝君能够谏言的原因。盖世英雄陈汤，率领远征军，在首都长安遥远的西安，在距离三千四百公里外，击斩匈奴单于，砍下人头，向中央献捷时，指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人豫让，因主公智伯被赵襄子等人杀害，心里气愤不已，便道：我一定要为他报仇，为他而死，我只有尽忠尽义，才有脸对他。
这是他发下的誓言，他也去做了。在第一次刺杀行动中，他被发现了，但赵襄子因为看豫让是个仁义之人，便放了他;在第二次行动中，他又被发现了，在临死前，他要求刺赵襄子衣服几下，完成心愿后，豫让便拔剑自杀。
豫让的这一举动多么令我震惊，他为了义气，可以牺牲自己，为义这一字添加了光彩，为朋友报仇而放弃生命，重义轻死。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要为朋友尽忠、尽义、尽能，豫让的义气让我感慨万千。
在现在，人们为了金钱和利益，可以放弃一切，重利轻义。“义”这个字早已消失在许多人的字典里。
那这样看来，豫让的精神，和为义、为忠、为情的做法，不是更加值得我们学习吗?
虽然，我们现在不需要那样，做出为朋友之情、之义、之忠牺牲自己的大事，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朋友交往时，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和朋友相处时，我们要真心相待，不欺骗;在朋友有困难时，我们要义无反顾的伸出援助之手，有难同当;在我们有快乐，记得和朋友分享，要知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这虽然不可说是为大义，但也是小义，也是一种义，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时刻义字当头，多做义事，又何不为君子之行呢?